盛唐杨贵妃的红妆时代澎湃在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《中国妆容之美》一书以古画、雕塑、壁画为入口,以诗文典籍为辅助,展示了中国古代妆容细节,探讨历代女性地位与东方审美,同时以29组真实妆容复原图,再现中国历代女性妆容之美。本文摘编自该书,由澎湃新闻经浦睿文化授权发布。

如果要选一位中国古代的美人代表,杨贵妃可能是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之一。作为四大美人之一,她与玄宗的浪漫传奇被反复传唱,贵妃轶事以及对其样貌的文字记载以及相关的绘画作品、戏曲、戏剧舞台表现屡见不鲜。千百年来,文人墨客和百姓无不好奇贵妃的美貌和妆容,不少笔记小说也将一些妆发名目归于其名下。

贵妃时代真实的妆饰风尚如何?如果只从后世文本描述推测,可能无法得到真实结果。审美一直在变化,判断基准也在变化。也许当时人认为适中的“纤秾有度”和美艳的“美人红妆”,在后世看来却是程度过于夸张。当然,我们现在无法看到杨贵妃的“真实照片”,具体的面貌难以还原,不过半个多世纪以来大规模的考古发掘,尤其是数以百计的玄宗时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写实陶俑、壁画、绢画,已经让我们可以很科学地归纳出开元、天宝这几十年间,从长安京畿到西域、东北广大区域贵妇人的身材、妆发审美倾向和变化。其中不乏杨贵妃在宫中期间的宫廷绘画作品,大体可供参照与想象。

盛唐妆容复原:花钿、面靥、桃花妆、涵烟眉

开元、天宝几乎是唐代流行变迁最快速的阶段,甚至密集到了三五年便有一变的程度。就让我们借杨玉环来看看盛唐开元、天宝时代贵妇们从淡雅素净到红妆浓烈的妆饰变迁。

开元初:新君即位后的简朴收敛

神龙革命,武则天退位,但“武周风格”延续了十几年,直到玄宗即位后的开元初期才变为朴素收敛的风格。这与登基之初励精图治、躬行节俭的玄宗有很大关系。

刚当上皇帝的唐玄宗希望一改朝野追求奢靡华丽之旧弊,即位以后连下了几道诏敕,严厉禁断对奢靡的珠玉锦绣的追逐,亲自带头将皇家所藏金银熔铸为铤,将珠玉锦绣焚毁于殿前,令“宫掖之内后妃以下,皆服汗濯之衣,永除珠翠之饰”(《全唐文》),甚至下令妇女们要把之前的锦绣衣物染黑,不准织造华丽面料,各地官营织锦坊也停废。

在这种大风气的引导下,妇女妆饰也一改武周末期的华丽倾向,复杂的额黄花钿、斜红、假靥组合以及发髻上插戴的步摇簪钗、花钿至少在京城中被禁绝。杨玉环生于开元七年(公元年),幼年在蜀地度过,少女时的杨玉环所见女性妆饰,可能大体上还是简洁利落的模样。

从当时的墓葬壁画、线刻、陶俑来看,开元初期女性的衣饰、头饰较朴素简单,没有浓烈复杂的妆面,风格相对清新淡雅,不尚红妆花饰,眉形纤细修长;鬓发相对服帖,偶见高髻,更多则是拢聚于头顶的一小髻。比如陕西西安开元四年(公元年)杨执一夫人独孤氏墓门刻画的仕女,头顶挽一前探小髻,鬓发后拢,无一珠翠簪钗首饰,面无花钿、眉形细长。又如陕西礼泉昭陵开元九年(公元年)契苾夫人墓壁画的仕女,同样是简单无饰的发型,妆面仅仅略施浅朱,眉形也相对细长柔美,不再是武周时代英武的粗阔眉。不过也有个别例外,比如山西万荣同样是开元九年的薛儆墓石椁线刻,就描绘了若干额绘花钿、髻贴花饰的贵妇。或许是京畿之外部分地区禁令松弛的关系。在玄宗以及一批良臣的治理下,大唐步入辉煌的开元盛世。当然,“永除珠翠之饰”是不可能的,很快,妆饰之风就在宫中卷土重来了。

初入两京:精致“开元样”形成

开元十七年(公元年),十岁的杨玉环因父亲去世来到洛阳,寄住在三叔杨玄珪家。开元二十二年(公元年)七月,咸宜公主在洛阳举行婚礼,杨玉环也应邀参加。公主胞弟寿王李瑁对杨玉环一见钟情,在李瑁生母武惠妃的请求下,唐玄宗当年就下诏册立杨玉环为寿王妃。此时尚处于李隆基治下的第二个十年,长安、洛阳的流行风尚与妆饰,已经完全脱离了武周遗风和开元初年提倡的简朴感,形成了新的“开元模式”,往夸张和精致化发展。

首先是发型,当时最具符号性的改变,就是隆起的半圈鬓发越发蓬松,头顶小髻前移低垂,成为最流行的发型传遍全国,同款垂髻甚至在新疆吐鲁番市阿斯塔那的出土文物上都可见到,有时也裹以巾布。若对比同一个年份的各地出土资料,明显能发现,在长安一带的贵族中率先发生了这些改变。比如开元十二年(公元年)的惠庄太子墓、金乡县主墓、开元十五年(公元年)的虢王李邕墓,均已呈现典型的开元样式。

唐三彩陶仕女俑,人物为开元装束。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。

妆面色调大体维持淡雅的风格,以白妆和浅淡的薄红胭脂为主。白妆即面施白粉,是素雅的淡妆,《中华古今注》说梁武帝时宫人“作白妆青黛眉”,又说杨贵妃曾作“白妆黑眉”。虽然后人附会不一定精准,但从开元中期的壁画来看,确实可以看到面无朱色、描绘黛眉的贵妇形象。同时也有在脸颊施涂浅淡红晕的例子,这种浅淡红晕可能即“桃花妆”“飞霞妆”。唐宇文氏的《妆台记》中说:“美人妆面,既傅粉,复以胭脂调匀掌中,施之两颊,浓者为酒晕妆,浅者为桃花妆。薄薄施朱,以粉罩之,为飞霞妆。”先在脸庞上匀敷一层白粉,再在手心匀开红色的胭脂水,涂抹在两颊上。程度最浓的被称为“酒晕妆”,就如喝醉酒泛起的满面红晕一般;浅淡若桃花的就叫“桃花妆”;如果在浅薄胭脂之上再罩一层白粉,白里隐隐透出朦胧的红影,就叫“飞霞妆”。与此同时,精致华丽的妆饰也逐渐再度流行,女性脸上的花饰增多,典型的斜红、额黄、假靥等全套妆面重现。新疆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一幅开元中期仕女屏风画是典型的例证,从画中可以识别出九位仕女,有着弯弯细眉,脸上均描绘了两道斜红,额上花饰则各不相同。腮红大多以眼周浅淡的粉色晕开,可能是“桃花妆”“飞霞妆”一类,少数为素净的白妆,可以视为开元样式的代表,精致柔美,既不似武周之艳丽,又未达天宝之浓烈。

出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的《树下美人图》,画中妆容为开元样式,点花钿、斜红,着飞霞妆。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藏。

身在洛阳的杨玉环所见的贵妇们大约如此:隆起的鬓发、低垂的小髻、精致柔美的妆容、缀有花饰的衣裙以及她们日渐丰满的身材。

入宫册妃:步入浓烈的红妆时代

开元二十二年(公元年),杨玉环被册寿王妃。开元二十五年(公元年),宠妃武惠妃在兴庆宫去世,玄宗郁郁寡欢。有人进言杨玉环“姿质天挺,宜充掖廷”,于是玄宗将其召入后宫。天宝四年(公元年),玄宗把韦昭训的女儿册立为寿王妃后,将本是儿媳的杨玉环册为贵妃。由于未立皇后,此时杨贵妃地位就相当于皇后。

盛唐开元末年天宝初年“酒晕妆、长眉”复原。

“靡不有初,鲜克有终”,登基已经二三十年,承平日久,天下安定,玄宗觉得功成治定,也早忘了当初躬亲节俭的信誓旦旦。名相宋璟去世后,玄宗又将国事交予李林甫、杨国忠办理,逐渐奢侈无度,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,与杨贵妃在宫中过着鲜花着锦的享乐生活。

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唐金乡县主墓的骑马女俑(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,王自力,孙福喜.唐金乡县主墓[M].北京文物出版社,.)

或是因为李隆基、武惠妃、杨贵妃等上层的个人喜好转变,或是因为太平盛世富足安逸的经济基础、强盛国力,当时的社会开始崇尚富丽奢靡,贵妇们的身材越发丰腴,审美越发浓烈夸张,逐步迈入“红妆时代”。此时宫廷贵妇的发髻更加宽松,脑后拖垂巨大的发包,收拢聚于顶束成前翘的小髻一二,形成了我们所说“天宝样”的标志性发型。贵妇们装饰花钿,衣着宽松,宽大的长裙束于胸上,下摆拖地,纹样花团锦簇。

出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阿斯塔那的天宝年间仕女图屏,仕女脸上画有大面积的酒晕妆,画拂云眉,额前贴花钿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。

妆饰上也有一些大胆的改变。最引人注目的是“红妆”,在脸颊大面积涂抹浓重的胭脂,范围甚至从眉下一直蔓延到耳窝、脸角,全脸只剩下额头、鼻梁和下巴露白,相当夸张。这一点,在武惠妃陵墓中的彩绘线刻和壁画、陶俑中就已经有所体现。壁画中的宫人,不少都在脸上施涂大面积胭脂。两京地区发现的大量宫廷、贵族墓葬,如陕西蒲城天宝元年(公元年)让皇帝惠陵李宪墓等,所出壁画、陶俑里的仕女,妆面基本都以红妆为主,额间描绘各种鹅黄花钿,配合丰满的脸形,很有视觉冲击力。不只关中京畿,此风还远远波及各地,比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天宝三年(公元年)安西都护府张氏墓所出屏风绢画,也和长安的流行风尚高度一致,不仅贵妇,连身旁的婢女也都尽数做此大红妆。李白诗中有一句“妇女马上笑,颜如赪玉盘”,“赪玉盘”即赤红圆玉盘,用其形容当时贵妇们涂抹了赤红胭脂的圆润脸庞,可以说是相当形象了。

出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阿斯塔那一八七号墓的天宝年间《弈棋仕女图》,图中仕女脸上画有大面积的酒晕妆,画拂云眉,额前贴花钿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。

不独盛唐,在面颊施以红粉胭脂,自古以来都是重要的妆饰方法。古时曾用朱砂、茜草类染料制作妆粉,汉以后,来自红蓝花汁的鲜艳胭脂成为最主要的红色化妆品,涂抹时蘸少量清水即可敷面,也可制成红粉施涂。历代红妆浓淡深浅不同,盛唐时代的这种大面积红妆,可能是最浓烈的一种。

盛唐“酒晕妆、桂叶眉”妆容复原。

有关唐代妇女饰红妆的描绘有很多,比如李白《浣纱石上云》“玉面耶溪女,青蛾红粉妆”、岑参《敦煌太守后庭歌》“美人红妆色正鲜”。五代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称“贵妃每至夏月,常衣轻绡,使侍儿交扇鼓风,犹不解其热。每有汗出,红腻而多香,或拭之于巾帕之上,其色如桃红也”,说杨贵妃因为涂抹了红粉,连汗水都染成了红色。王建《宫词》有一句“归到院中重洗面,金花盆里泼红泥”,宫女洗脸后盆中水如红泥一般,可能是真实的写照。

出土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县宏佛塔的西夏彩绘泥塑佛头,佛像下眼睑有黑色“泪痕”。此地出土的很多此类佛头眼下都有“泪痕”,一说系高温下眼珠釉料融化流出所致,但笔者认为或有主观成分,故在此作为“泪妆”的一种诠释方式。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。

除了浓艳的红妆,还有一种妆容是在红妆打底的基础之上,再以白粉点颊,如泪珠四溅一般,称为“泪妆”,多见于宫掖之中。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载:“宫中嫔妃辈,施素粉于两颊,相号为泪妆,识者以为不详,后有禄山之乱。”

《中国妆容之美》,李芽、陈诗宇著,浦睿文化湖南美术出版社年8月。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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